我选择华尔街，因为我的数学专业。

华尔街选择我，Summer Intern很重要。

这是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的刘同学分享的心得，summer intern的意思就是暑期实习。

真正意义上的“华尔街”（Wall Street），并非纽约下城（downtown）那条全长不过0.48公里的“墙街”—历史上这里真的有一堵墙，街道也因此得名。相反，曼哈顿中城（midtown）中央车站附近那些林立的高楼更能代表纽约的金融业，它们就如同香港的中环。 自从3年前来到这个城市，曾任摩根大通（J. P. Morgan）分析师的Henry Jiang就从未离开这片街区。他熟悉这里的大多数餐厅、酒吧，楼与楼之间如何穿梭更快，甚至知道到哪间星巴克买咖啡等待时间会更短。

工作是新的宗教，工作伦理是新的道德

作为毕业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初级分析师，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、整理和分析一些财务数据。如果遇到几个上司同时分配工作，liu就不得不做到夜里两三点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是电脑在不同程序之间切换。

“有时候并不是时间本身让人抓狂，而是你不能去控制这些时间，感觉生活不属于自己，”liu说，“在那些前email和前智能手机时代，下班之后老板就很难找到你，但现在有了黑莓，可以随时联络到你，工作就成了全天候的。” 即便没有黑莓，一些银行现在也会让员工在iPhone上安装一个叫作“Good”的应用程序，这些雇员如此就不需要同时带两部手机，但也意味着工作和生活更加分不开了。

在忙碌的午餐高峰，liu都会在45街和46街的餐厅里迅速做个决定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就是在电脑前面解决。通常到了下午3点左右，他会给自己再选一杯提神的饮品。

“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人就会变得很胖，你不可能总吃沙拉这些健康食物，吃高热量食物，才可以对抗高强度工作。”liu说，“外卖通常也很油腻，至于锻炼，根本不可能有时间。” 下午7点之后，员工可以在公司获得一顿免费晚餐—大家一般倾向于在6点40分左右点餐，7点时正好送到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整个公司一层大堂里都是带着自行车头盔的送餐的人。免费晚餐意味着人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里工作，这里还提供洗衣、照顾孩子等各类服务，精神不振的下午，会有各种免费的咖啡因和餐食，大多数投资银行的大楼内都有公司的健身房。工作和生活的界限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。

这种尊重“过度工作”的文化中，人们将加班内化为正常现象。工作就像是一种新的宗教，工作伦理则像一种新的道德。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不仅表明你的尽职，同时在加深这种尽职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长时间工作的状态会不断证明这份工作“值得如此”。无日无夜待在办公室，则成了加入这个“华尔街俱乐部”的守则，以及整套系统运转的必要法则。

对liu来讲，最长的工作记录是一周超过130个小时。整整一周，难分日夜，他基本每天早晨8点进到办公室，凌晨6点离开，回家冲个澡，再回到这幢大楼内。这种事情发生，往往是因为需要为一项购买决策提供可行性报告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一个银行需要说服自己的客户购买一间公司，自然需要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，很多数据来自FactSet、Bloomberg、S&PCapital IQ等一些订阅服务，所有这些最终要呈现为一个pitch book。这个时间通常需要在30到60天之内。它意味着，提交报告前，工作时间可能无限加长。分析师之上的Associate、副总裁、董事总经理都可以随时对pitch book提出意见，比如董事总经理可能在凌晨3点的时候写邮件来，希望75页上的图是柱状图而不是饼状图。

“有一天我从公司回家，一上出租车就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公司，中间发生了什么，我完全不记得。”liu感觉，这种生活很难真正停下来，“每个人都担心会失去工作。”

努力是华尔街数十年来不成文的准则

整个华尔街奉行的是一种典型的“升职或离开”（Up or out）的文化和组织结构。金融危机之后，因为成本考虑，大银行中往往更高职位的人被率先辞退。同时出于安全考虑，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封掉了Facebook、Twitter和Gmail，如果不用个人手机，员工就无法与外界联络。他和女朋友毕业后就住在一起，“否则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见面。” 每到周五傍晚，中央车站旁着名的Beer Bar就会异常欢腾喧闹，数百人挤在那里，路过时会感觉像是一大群“工蜂”集体“劳作”发出巨大的嗡嗡之声，虽然很多人喝掉这杯之后，还要赶回办公室工作。因为来的人太多，入口过道常常湿滑，经过时要非常小心。

liu则会在周末抽出一个晚上，和朋友喝酒到凌晨四五点，彻底清空自己。像他这样的年轻分析师，实习时有的人刚刚达到法定饮酒年龄——21岁。“大家的状态都差不多，所以很能相互理解”。这些“清空”的项目还包括吸水烟，以及喝百威的淡啤酒。如果第二天有人说自己“食物中毒”无法来工作，那基本相当于是宿醉的暗号。

“1980年代以来，人们就一直这样努力工作，这一点基本没有改变。”liu说。在他看来，努力是存在于华尔街数十年来不成文的准则。liu是个非常容易沟通的人，他长着一张非常有亲和力的娃娃脸，但在谈及工作的时候，他也会流露出非常专业和强硬的一面。和20年前的华尔街相比，像liu这样的年轻人的确承受着更大的压力。1992年，毕业生每周平均工作58个小时，而2012年毕业的学生则为72个小时。就生活规划来说，上一代人有78%打算要小孩，现在这个数字只有42%。

第一年过去了，liu拿到的薪水大概是7万美元加相同数量的分红。但在进入摩根大通工作6个月之后，liu已经开始去面试一些新的机会。在投资银行中，这样的面试会在春天特别活跃——每年1月和2月都是奖金决定和发放的时间。

所以往往到了每年3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，投行内就会出现很多“预约牙科医生”或是“家里有急事”的说法，一些一年级分析师借此去面试新的工作。如果能够进入私募基金或对冲基金，对他们往往预示着美好的职业前景，比在投行的收入高很多，年薪达到20万美元很常见。

liu也顺利拿到了一间不错的私募基金的offer，头衔升至associate，这意味着很多的出差和责任，但有着更好的待遇，每天的工作时间也无需那么长。liu说自己喜欢下厨，这样一来，周末的时间他终于有可能用Slow Cooker为女友试验一下新菜。

结束了两年华尔街分析师生涯的时候，liu感慨，“虽然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和朋友，但这真是漫长的两年。”